深度访谈|扎克伯格:问题我们会解决 但需要数年时间

　　导语：

　　今年对Facebook而言是艰难的一年。这家社交网络巨头陷入了一系列争议，包括假新闻、干扰美国大选、侵犯用户隐私，以及导致用户对智能手机上瘾等等。华尔街的金融家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最近几周，该公司市值蒸发了近1000亿美元。

　　在这艰难一年的背后，Facebook的价值观、野心、商业模式和庞大的规模之间正在发生冲突。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公司的使命是让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和互联。他也假设，更加开放、更加互联的世界会是个更美好的世界。然而，这样的假设在过去一年时间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更开放的世界可以让不同国家政府更容易地远程扰乱别国选举，而联系更加紧密的世界可以更容易地散播仇恨，煽动暴力。

　　2017年，Facebook的月活跃用户数超过20亿。这也就是说，Facebook及其旗下平台，包括Instagram和WhatsApp拥有最庞大的用户群体。在任何特定时间，Facebook都没有办法去追踪，甚至理解发生在平台上的所有一切。回头来看，某些看似很小的问题，例如由俄罗斯发起的有组织的假新闻活动，影响力巨大，甚至改变了世界。

　　上周五，美国媒体Vox记者埃兹拉·克莱恩（Ezra Klein）和扎克伯格进行了对话，讨论Facebook的状况、该公司的全球影响力，以及他如何看待摆在面前的问题。

　　扎克伯格在访谈中表示：“我认为，我们能解决这些问题，但需要几年的时间。我希望能在3个月或6个月时间里解决问题，但我也知道，现实情况是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长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过去一年对Facebook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在2017年的宣言中，扎克伯格认为，Facebook将帮助人类迈出“下一步”，成为真正全球性社区的“社会基础设施”。

　　值得注意的是，Facebook的规模使得这个目标成为了合理的愿景。然而，规模也带来了不好的一面：Facebook是否变得太大而无法管理，而平台出问题将变得非常危险？全球社区最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是否应当由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一家公司来管理？扎克伯格对人性和互联世界的乐观态度是否导致他无法看到Facebook所造成的破坏？

　　以下为访谈全文：

　　克莱恩：我想要从你最近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开始。这就是，Facebook现在更像是个政府，而不是传统公司。你能否解释一下这个说法？

　　扎克伯格：人们分享了大量内容，有时他们会围绕内容是否可以接受而争论不休，无论这是仇恨言论还是合理的政治言论，无论这是来自散布仇恨的组织、恐怖主义组织，还是表达合理观点的组织。

　　我认为，与其他公司相比，我们必须更多地对社区不同成员之间的争端作出裁决。为了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建立一整套政策和治理机制。

　　不过我认为，这也是我们面临的最有趣的哲学问题之一。Facebook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超过20亿人的社区，这些用户分布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规范。对我来说，不清楚的是，坐在加州办公室里的我们是否就是为全球各地制定政策的最佳人选。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制定一套更民主、更加以社区为导向的流程，以反映全球各地人们的价值观？

　　克莱恩：我想知道关于这个问题你的更多想法。因为当Facebook出问题时，后果与政府犯错类似。选举将失去合法性，种族暴力可能会爆发。我也好奇，以正常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普通的民营公司激励来看，Facebook是否变得太过庞大？

　　扎克伯格：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随着互联网规模的扩大，一些服务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面临新挑战。我对我们是否成功的判断并非基于“是否出现了新问题”，而是“在问题出现时，我们能否应对问题，解决问题，让这样的问题以后不再出现”。

　　你提到了我们的公司治理。实际上，公司结构正是我感到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归根到底，这是一家受控的公司。我们并不会考虑短线股东的想法。我们在根据社区未来的最佳利益来设计产品，作出决策。

　　克莱恩：这正是Facebook的不同之处，但我可以以两种方式来解读这句话。从一种角度来看，对有投票权股份的掌控使你可以免受短期市场压力的影响。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你的个人权力变得很大。Facebook CEO的职位不会每四年改选，而这样的改选是民主政府确保责任担当的常用方式。你是否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治理结构可以让你不必有太多的责任担当？

　　扎克伯格：我认为这是个公平性的问题。我的目标是创建围绕内容和社区的治理结构，能反映社区中人们，而不是那些短线股东想要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做到这点，那么我认为这将给互联网社区的治理带来突破。如果我们做得不好，那么我们将无法处理许多即将出现的问题。

　　这里有一些原则。其一是透明度。我认为，现在我们对于平台上的许多方面问题不够透明。我们在公布这些问题，确保透明度方面做得不够，也没有很好地介绍我们在做什么，在引导事情向什么方向发展。

　　其二是某种独立的申诉程序。目前，如果你在Facebook上发布内容，而某些人报告这些内容是不恰当的，那么我们的社区运营和评审团队将会检查，判断是否要将内容下架。然而对于最终决定，我们并没有任何申诉程序。我认为，在任何运转良好的民主体制中，都应当有这种申诉方式。我认为，第一步我们可以在内部先建立这样的程序。

　　不过从长远来看，我真正想要的是独立的申诉程序。也许Facebook的员工会根据社区标准做出初步裁决，随后人们还可以有不同意见。你可以想象某种类似美国最高法院的架构，这由不属于Facebook的独立人士来组成。关于社区中什么样的言论是可接受的，如何反映全球范围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他们会做出最终判断。

　　克莱恩：过去一年里，有件事对Facebook造成了损害：在出现一些关切时，最初的回答是:“很少有人会看到假新闻吧。”或者是：“只有很少人会看到与俄罗斯相关的机器人。”然后慢慢地变成了：“不，实际上还有更多。数百万，也许是几亿。”

　　问题不在于缺乏透明度，而在于如何知道我们可以相信即将发生的事。我想知道，透明度的一部分是否需要来自独立信息模式的建立。

　　扎克伯格：是的，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点。我认为，你说的批评是公平的。当我们没有首先彻底了解系统的状态时，要做到透明非常困难。2016年，我们没有能很好地理解一些重要问题，包括防止虚假信息，以及俄罗斯造成的打扰。在运营方面也没有做好。你可以认为，未来这将是我们重要的关注点。

　　目前在公司里，我们有大约1.4万人正在从事信息安全、社区运营和评审工作。这是为了确保，我们可以解决2016年时出现的一些问题。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之后，几个月之后，法国也举行了选举。为此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开发新的人工智能工具，寻找传播假信息的帐号。我们封杀了超过3万个帐号。法国的一些报道显示，人们觉得在社交媒体上这场选举变得更干净。

　　几个月后，德国举行了选举。在那里，我们再次扩大了相关举措，与德国选举委员会直接合作。如果你与某个国家的政府合作，他们就能更全面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需要关注的所有问题。

　　时间很快来到去年，2017年，阿拉巴马州举行了特别选举。我们部署了新工具，这些工具用于找出试图散播虚假消息的帐号。在围绕选举出现大量讨论之前，我们就封杀了这些帐号。再一次，我认为，我们对于当时取得的结果有更好的感觉。

　　克莱恩：我想问问有关你们用来惩罚不当行为的工具的问题。使用Facebook操纵国家大选能够给那些作恶的人带来很高的回报，而且危险性更低。假如你是一个俄罗斯人，如果你尝试在现实世界中侵入我们的选举系统——他们曾经真的这么尝试过——然后被抓住，那么你可能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你将会承受严厉的法律制裁，甚至有可能导致美俄两国之间产生军事冲突。

　　但是如果你是在Facebook平台上干扰大选，也许你会被发现，但是最坏的结果就是你的账户被关闭。Facebook并不是政府，因此你们没有能力去惩罚这些人。就像Cambridge Analytica滥用了大量用户的隐私数据，但是Facebook却无法将他们投入监牢。就像假如你是一名医生，但是经常违反HIPAA法案，政府会让你承受相应的代价。你们除了探测之外是否有其他手段？Facebook使用了哪些方法来提高使用你们平台作恶的成本？

　　扎克伯格：我来详细阐述一下我们的做法。

　　虚假新闻可以大致分为3种类别。首先是一群类似谣言散布者的人。在社交媒体出现以前，这些人就是那些给你发送垃圾邮件的人。我们对付这些人的基本手段，就是让他们无法通过散布假新闻来获得经济利益。第一步，当我们发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会找到他们的在自己的网页上发布的Facebook广告。然后我们立刻采取行动，告诉他们：“我们绝不会让你们使用我们的工具来赚钱。”于是他们此前的投入就都打了水漂了。

　　之后他们会把那些内容放在Facebook上，希望有人会点击观看他们的广告，然后他们以此来赚钱。随着我们的系统变得越来越强大，它会探测到这些内容，并且降低这些内容的展示频度，这样做也能让那些人无法获得回报。最后他们就会回到原点，不得不选择放弃。

　　第二类人代表的是国家行为，俄罗斯此前利用我们的平台干扰大选的人就是这类人。这是一个安全性问题，这个问题永远无法彻底解决，但是我们可以加强自己的防御。我们会关闭那些虚假账户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工具。但是这些事情仅凭我们自己是无法完成的，所以我们会尝试与各国政府进行合作，他们能够对这种行为进行惩罚，而且对自己管辖范围的情况更加熟悉，他们可以告诉我们去做哪些事情。我的感觉是，我们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然后是第三类，也是最难以辨别的一类。基本上，他们都是真正的媒体，他们所说的也是自己所坚信的事情，但是他们的报道的准确性与可信性却比较有限。这也是我们最难以处理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贸然对他们采取行动，有可能会妨碍他们的言论自由。这些人所报道的东西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他们自己却相信这些报道，他们觉得自己所说的都是事实，你怎么能够贸然的关闭他们的账户呢？

　　因此在对待这类假新闻的时候会特别小心。今年我们给消息流（News Feed）做出了很多的改变，就是为了让用户只看到来自那些广受信任的媒体的报道。我们在用户之中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此来判别不同新闻源的可靠性以及他们在用户心中的可信程度。

　　以《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举例，即使对于那些从不看这两份报纸的人来说，在这些人看来这两家媒体的可信度依然很高。而一些知名度并不高的博客，其可信度就相应要低一些。这些博客也有自己忠实的读者，但是对于从没看过这些博客的人来说，它的可信度并不高。

　　克莱恩：我本人是博主出身，我非常热爱开放互联网这个概念，因为这样一个网络让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发出声音。你刚刚所描述的第三种解决方案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巨大的退步。

　　如果你是《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因为你存在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人们会信任你的报道。而如果你是一个两个月前刚刚进入加入这个行业的媒体，人们却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你的报道。如果人们都在Facebook上阅读新闻，那么消息流的排名方式似乎会让那些知名媒体越来越受关注，而让那些新出现的媒体很难获得突破。

　　扎克伯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互联网最大的好处之一，以及我们工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发声。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在做出任何一个改变的时候，我们都会思考这个问题。

　　有一点需要记住的是，我刚刚阐述的所有策略，他们都是由很多不同的行动所构成的，而各种行动都会产生微妙的影响。我刚才所阐述的受信新闻源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所看到的内容，至于影响有多大，我也说不好，差不多在20%左右吧。

　　我们的真正目的，是希望人们看到那些真正有意义的内容。在我看来，我们经常受到的批评之一，就是有人会说：“你们对新闻进行排名的依据就是人们的喜好以及点击率。”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很多年以前我们就已经不再这样做了。我们早就意识到了“标题党”所带来的问题。一些媒体在Facebook上发表内容的时候，会给文章起一个非常诱人的标题，这个标题会吸引很多点击量。但是在人们点进来阅读文章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内容的质量并不高。我们在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仅凭点击量、点赞的数量以及评论数量已经不足以让我们找到那些真正有意义的内容。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依靠一个由成千上万人组成的“裁判团”。我们会给他们看各自好友分享的内容以及他们所关注的页面所发布的内容，然后让他们对这些内容进行排序，让他们自己决定想要把哪些内容放在消息流最顶部的位置。

　　之后我们会尝试设计算法，来确定哪些内容对用户来说最有意义。我们对内容进行排序的手段并不是点击量，也不是哪些内容能给我们带来营收，而是哪些内容对用户最有意义、最有价值。因此当我们做出改变的时候——例如受信源排序——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这是用户深层次所表达的东西，能让我们了解他们想要看到哪些内容。

　　克莱恩：现在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之一，就是你们利用用户注意力进行盈利的这种商务模式，是否是很多问题产生的根源。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Tim Cook）前几天接受了一次采访，记者问他如果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他会怎么做。库克的回应是：“我不会陷入和他（扎克伯格）一样的境地。”库克表示苹果是将产品销售给用户，而不是向用户销售广告，因此他认为苹果的业务模式更加完善，不会让自己出现与Facebook类似的问题。

　　你是否认为一部分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你们的商业模式，你是否认为用户的注意力高于其他一切？在这个生态之中，是否任何能够调动起用户参与度的东西都有价值？

　　扎克伯格：在我看来“你不付费，所以我们不能关心你”这种观点非常肤浅，而且不符合事实。现实是，如果你想要打造一个将全世界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服务，那么一定会有很多人付不起钱。因此，对于很多媒体来说，利用广告获得营收这种商业模式是唯一一种可行的模式，让他们能够继续建立这种将人们连接在一起的服务。

　　使用这种商业模式，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关心为人们提供服务。在我们的销售团队看来，最令他们感到不满的，是我在做决策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用户的需求，而对于广告业务的关注度要少的多。

　　如果你想要打造一个不仅是为富人服务的业务，那么你就需要拿出一些所有人都负担的起的东西。我觉得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在这方面做的就非常好，他在很多年前就推出了Kindle电子书。他曾经说过：“有的公司努力工作是为了让你多花钱。还有一些公司努力工作是为了尽可能的让你少花钱。”对于Facebook来说，我们就属于那些希望能尽可能让你少花钱的企业，我们要为用户提供一个所有人都能使用的免费服务。

　　我们绝对不是不关心用户。对于那些想方设法让用户多花钱的企业，他们宣称让用户花钱是为了企业能够更多的关心用户，这种论点在我看起来很可笑。

　　克莱恩：我也是广告模式中的一员，因此我非常能理解这种模式。但是同时我也认为广告模式有时会蒙蔽我们的双眼，虽然这种模式会激励我们的运营。我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使用其他的营收模式是否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据我所知，WhatsApp也是Facebook的一部分，它所使用的订阅模式，对不对？付费使用的用户只占一小部分吗？

　　扎克伯格：不是的。我们取消了WhatsApp的订阅费。

　　克莱恩：我的观点是，停止使用用户的注意力进行盈利，并不意味着你们只能为富人提供服务。用户的注意力意味着能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广告收入，在华尔街投资人眼中，这就意味着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发展模式会不会拉着你们不断的取获取更多人的注意力？

　　我曾经采访过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一直以来他都在批评Facebook。我们谈到了你此前所做的一个声明，你曾表示你们所做的一些改变，稍稍降低了用户在Facebook平台上所消耗的时间。哈里斯表示：“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他（扎克伯格）不可能让用户在Facebook消耗的时间减少到此前的50%，因为华尔街投资人会发飙的。”使用广告模式是有代价的，我想知道从长远来看，你要如何避免自己被华尔街投资人牵着鼻子走。

　　扎克伯格：在我看来，我们的责任是确保人们在Facebook上消耗的时间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并没有专门的团队去吸引用户在平台上消耗更多时间。我为团队设计目标的标准，是要他们尽可能的打造出最好的使用体验。有人认为用户在一个服务上消耗大量时间是一件坏事，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是同时，我也认为将人们在平台上消耗的时间尽可能加长也并不是我们的目标。

　　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研究，研究的内容就是哪些东西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我们还研究了社交媒体如何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以及长期的健康，以及哪些东西对于人们来说无法起到积极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你可以将Facebook以及其他社交媒体的作用分成两个类别。其一，是人们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沟通并且建立关系，即使这种关系非常微妙，可能只是我上传了一张照片，然后一个好久没有过交流的人在这张照片下面进行了评论。这个人的这个评论会让我意识到其他人还在关心着我。

　　社交媒体的另一个用途就是最基本的内容获取。例如观看视频、阅读新闻。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只是在获取内容，并没有与其他人进行互动或是建立关系。我们发现，那些在平台上与人互动并建立关系的用户，最终所关心的都是自己长期的幸福感有关的东西。而那些在平台上只是为了获取内容的用户却并非如此，即使这些内容能够提供大量信息，并且也受到其他用户的喜爱。

　　因此这也是我们今年在消息流以及系统中所做的另一个改变。我们优先在消息流中展示来自朋友和家人的内容，这样就能够提高用户之间的互动程度，让人们看到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内容，这样在平台上所花费的时间就会更有意义，让用户在平台上能够与他人建立关系。

　　这个改变的确影响到了用户在平台上所花费的时间，用户的使用时间下降了一点点，这也是我在财报电话会议上所说到的一部分内容。但是从长远来看，无论华尔街投资人短期内如何看，如果人们在Facebook上花费的时间是用来与他们在乎的人建立关系，我们就能够打造一个更加坚固的用户社区，以及一个更加强大的业务。

　　克莱恩：我还想问一个与广告模式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因为它与我从事的行业有直接关联。最近，我看到有许多人批评Facebook，新闻工作者感到愤怒，因为Facebook破坏了新闻行业赖以生存的广告市场。道琼斯出版人威尔·路易斯（Will Lewis）说，广告收入发生转移，流入Facebook和谷歌，这种转移将会杀死新闻行业，必须阻止。

　　他的观点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呢？Facebook有许多的广告收入依赖新闻，新闻机构花钱请人写报道，然后出版，这些人创造真正的新闻，为了让他们的业务模式正常运行，你觉得你应该负有怎样的责任？毕竟他们的产品创造了价值，不只对世界有益，也让Facebook受益。

　　扎克伯格：扶持高质量新闻，我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只是支持大型传统机构那么简单，我所说的高质量新闻，有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新闻。如何解决此问题？我认为有两种不同的策略。

　　对于大型机构来说（可能包含一些小机构），付费订阅是关键。应该提高付费订阅的比例，许多业务模式都在朝着这一方向挺进，老实说，人们付费，贡献一部分营收，从中获得价值，二者是极为不相称的。Facebook可以做许多事，帮助行业人士、新闻机构发展付费订阅业务。在这方面，我们做了许多的工作，以后会继续努力。

　　至于地方新闻，解决方案可能有点不同。地方新闻很重要，这一点我们往往会忽视。关于公民参与问题，已经有过许多的讨论，民众实际上与地方新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点往往被忽略。某个小镇如果有很出色的地方报纸，民众就能获取更多信息，参与民事活动的积极性也会提高。Facebook已经在努力，向用户展示更多的地方新闻。我们还与相关机构合作，创建基金，支持它们发展，另外，我们还开发付费订阅、广告功能，希望能让生态系统变得更有活力。

　　克莱恩：为了这次采访，我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我想到2017年你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当时你说希望Facebook能帮助人类走向下一站。你曾经写道：“人类需要团结起来才能进步，不只是城市或者国家的团结，而是像全球社区一样团结起来。”你说Facebook会变成进化的社交基础设施。

　　回看过去，有一个关键问题渐渐浮出水面：打造一套基础设施，让国家、民族、地区和意识形态轻松碰撞，这种紧张的碰撞到底会刺激全球社区的形成，还是让我们彼此进一步分离？现在你的想法有没有改变呢？

　　扎克伯格：当然变了。在过去短短几年里，有许多人觉得自己被抛在后面，这是一种政治现实。孤立主义和国家主义抬头，威胁全球协作，只有全球协作才能解决一些大问题，比如维护和平、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协作还会让科学加速发展，对疾病治疗、消除贫困也有好处。

　　所以说，这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我发现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如果你问千禧一代，他们最认同的是什么，不是国籍，不是种族，他们最认同的是“世界公民”这一身份。这是一种价值取向，它可以帮助人类解决一些更大的问题。

　　如何做呢？如果只是帮助人们，让他们自己相互联系，肯定不够。在我看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当我们努力将用户联系起来时，应该帮助他们制定盟约，让大家团结在一起，不能只是关心联系的机制和基础设施。

　　要实现目标，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完成。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公民社会基本上是从“自下而上”开始的。首先要设立功能完备的团体和社区，我们非常重视这一块。然后要让民众以自由畅通的方式获得信息，正因如此，我们才会高度重视新闻质量，每个人都能发声，每个人都可以查看自己想看的内容。这点相当重要。

　　最终，公民参与将会变得相当重要。公民既参与选举，还要排除干扰。所以我认为，Facebook平台跨越多个国家，之前还没有过这样的社区，在治理时会出现一些新问题，我们要好好解决。

　　这些事情正是我们所关注的。让世界互联，让国家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曾几何时，大家对此很热衷，现在激情似乎消退了。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世界应该朝着这样的目标挺进，它是愿景的一部分，我们会继续努力，推动世界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克莱恩：在过去一年里，我读到一些与Facebook有关的报道，有些报道耸人听闻，其中有一篇尤其如此，大意是说Facebook成为缅甸反罗兴亚族（译者注：缅甸的一个穆斯林族群）的阵地，不知不觉间，Facebook似乎卷入了种族清洗运动。亚洲人权观察组织主管菲尔·罗伯森（Phil Robertson）认为，Facebook成为缅甸新闻信息的主导力量，但是缅甸本身对Facebook并不是重要的市场。如果在美国出了问题，会引起重视，但缅甸不会。我甚至怀疑，你们在缅甸安置的员工可能数量都不够。罗伯森还说，在南亚地区，Facebook就像“外居地主”一样。

　　是不是Facebook太大了？大到无法对这些国家进行有效管理，在我们的谈话中，这些国家甚至都不会过多提及，是这样吗？

　　扎克伯格：在成长的过程中，Facebook应该努力变成一家全球化公司，在这点上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以求做得更好。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办事处，全球化水平已经相当高了。不过我们的总部设在加州，社区最大的一部分却不在美国，因为社区覆盖全球，如何才能给予各地民众应有的重视？这是一个挑战，一个持续存在的挑战。

　　缅甸问题在公司内部已经引起足够的重视。我还记得，一个周六的上午，我接到电话，说有人利用我们的平台向冲突双方散布危险言论，大意就是想告诉穆斯林：“嗨，佛教徒即将起义，请将你自己武装起来，然后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向另一方散布同样的言论。

　　很明显，有人利用我们的工具煽动民众情绪，试图伤害他人。我们的系统会进行侦测，阻止信息传播。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这样的信息。

　　克莱恩：如果让你回到几年前，看看那时的科技言论，许多口号在当时听起来的确乐观积极，但现在却有了一些 “黑色含义”。例如“一切皆有可能”（anything is possible），所谓的“一切”到底是什么？现在可能变得更宽泛了。你说要让世界变得更开放、更互联，到底开放互联的世界是一个更好的世界，还是一个更坏的世界？关于这点分歧也越来越大。

　　以20年作为标准来衡量，你希望Facebook变成怎样才能称得上成功，才能说它让世界变得更好？

　　扎克伯格：我认为不需要20年。你的基本观点可能是说我们很理想。当我们开始起步时，思考的是如果将民众联系起来，让每一个人都能发声，那该有多好。老实说，对于工具的不利一面，我们并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调查，也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深思。所以在公司创办的前10年里，大家只关心有利的一面。

　　现在不同了，大家既关心有利一面，也关心风险与缺陷。我们的速度太慢了，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没做。去年年初时，我们已经聘请1万名员工专门负责安全事务。到了今年年底，员工的数量将会达到2万。

　　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解决，我们只是投入不太够，我相信我们会解决的，只是需要花几年时间。我当然希望能在3个月或者6个月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现实告诉我们，解决其中一些问题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们的投入已经明显增加，这是一个好消息，至少从一年前就开始增加了。如果时间周期是3年，我们已经走完了第1年，希望到了今年年底时，一些问题将会迎来“转折点”。

　　回到你的问题。我认为从整体上看人性是积极阳光的，对此我很乐观。当人们互联，就可以做一些事，我们要将有益的部分放大，这是我们的责任；人类还会做一些伤害他人的事情，我们要压制、要阻止。

　　从长远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新方法可以让人们团结起来？所谓的新方法，可能是创造新职位、创办新企业、传播新创意、让谈话变得更开放，或者说让创意在社会上以更快的速度传播。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滥用，我们的预防工作做得怎样？我们有没有清除仇恨言论，或者说让仇恨言论的数量大幅减少？

　　问题很多，我们原本可以做得更好。许多问题都会解决，我对此很乐观，我们最终会度过难关的，5年或者10年之后当民众回看过往，他们会有这样的感觉：能够在网上互联，发出声音，分享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这是一件多么“积极”的事。(李丽 永妍 德克)